《变形计》14年:着演疯子的孩子们

无论你有没有看过节目,大概都听说过“短暂互换人生”的节目形式。至少,只要你认真网上冲浪,也总知道王境泽和他的醒世名言,“真香”。

这些年来对于《变形计》的质疑和一浪接一浪,但这都无法阻止它风风火火地走到了第14个年头。

《变形计》不断进行的某种人性实验,本意是唤起大众的眼泪,以及对教育、贫富差距等严肃问题的思考,却正在渐渐往失控的方向发展。

发展:前往农村,路途坎坷(可增加摔箱子等镜头表现孩子的吃不起苦)。孩子入住后的前几天,对朴素的农村环境百般嫌弃与抗拒,并伴有砸东西、语言和肢体冲突等过激行为。

发展: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住大房子、第一次穿漂亮衣服、第一次吃大鱼大肉、第一次上精英学校、第一次拍艺术照……

:在与新同学、新“父母”们的融洽相处下,对城市的不适应渐渐转化为熟悉。根据孩子自身的背景故事,节目组再安排久未见面的亲生父母出现、小伙伴亲手制作礼物送别等催泪情节。

《变形计》剧组深谙戏剧逻辑,作为一档主要拍给城市人看的节目,自然城市少年跌宕起伏的改造更具话题性和代入感。

节目制作人曾表示:“《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门治疗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从这番话不难看出,节目组自始至终都是在以城市人的视角来叙事,“改邪归正”的城市少年才是真正的主角,农村孩子的加入只是作为某种陪衬和“药引”。

比如在第七季《天籁之音》这一期中,“富孩子”胡政尧明显拥有更多的镜头时长。一年后节目回访,也只提到了胡政尧变形得如何成功,只字未提那个曾与他交换身份的农村少年如今是什么模样。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曾提出过“议程设置”的概念,即大众媒介或许无法指示我们怎样去思想, 但它却可以决定我们看些什么、想些什么。

在《变形计》中,我们看到的是“穷苦但听话的农村孩子,和有钱却叛逆的城市少年”这种反差巨大的刻板印象,并且在十几年的节目中,这种标签化的剧本几乎没有改动:

第十八季第一期:不想读高中的叛逆少年黄敬冉,和希望靠读书成为医生、为妹妹治病的刘晓雨,短暂交换人生。

不过到这里,如果真的能借此让双方孩子都获得一些生活的启示、眼界得以开阔,仍然称得上好事一桩。真正让《变形计》陷入漩涡的,是节目组为了效果而不择手段的精心策划。

参加过《变形计》、之后成为明星的城市少年李宏毅曾在一次直播中透露,导演组当时让他们使劲闹,打坏了东西也不用赔。

也曾有另一些城市少年爆料说,导演组为了拍到富有戏剧冲突的镜头,曾对他们进行威胁、恐吓和有意激怒。

《变形计》始播于2006 年9 月4 日,截至最新播出的第十八季,已有近200名孩子参与互换。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节目组提供的短暂互换机会之后,这些少年们是否真的走入了节目为他们编写的皆大欢喜的结局?

王境泽因表情包翻红再度启用微博,目前已经接了不少代言,但因为没有什么真材实料,只能靠一句“真香”走天下。

在节目中放话“活到老,整到老”的韩安冉,虽然在节目尾声象征性地取出下巴假体,却仍然继续着整形之路,跟刘梓晨、李蒽熙共同被网友封为“魔颜三杰”。

之后她又因与网红撕逼、曝光前男友劈腿、堕胎等新闻频频登上热搜,并卖起了山寨服装和面膜。她堪比狗血剧的人生,常常让人忘记这个女孩才刚满20岁。

参加《变形计》前,李宏毅曾入选了韩国SM公司的练习生选拔,本来有机会成为如吴、鹿晗这样的流量,却因不堪严苛训练提前回国。没想到靠着《变形计》又火了起来,开始接拍电影电视剧、推出单曲。

易虎臣曾被称为《变形计》改造最成功的小孩。节目结束后,他不仅一改顽劣个性,甚至做起了公益事业。虽然后来放弃中考开网店,但也不算是绝对的黑点。

直到节目播出的几年之后,他被曝出向粉丝借钱几十万,不仅不还钱还人间消失,最终法院将他拉入社会失信人员名单。

在节目中表示要改头换面的李耐阅,在节目结束后,不仅和养父母断绝了关系,还在微博上传自残照,后因吸毒被警方抓获。

“变形计最美女孩”李勒优算是情况比较好的。在节目结束后她依然和城市家庭保持着联系,寒暑假还常被城市妈妈接过去玩。

一位农村家长王多权曾在网上发帖称,自己的侄女王红林被节目组设计了进城后染上公主病的桥段,播出后被乡亲们和网民们大肆议论,甚至遭到网络暴力。

但大多数情况下,农村孩子在被消费完不幸后,都会逐渐消失于公众视野,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变形计》为他们贴上的“贫困”标签,却将跟随他们一生。

董建设因变形结束后无法忍受自己在农村“潮湿、霉味”的家而离家出走。他被找到时十分愤怒,“原本我可以一直就那么过下去,可是你们却偏偏要让我知道,城市里是怎么样的生活。”

“摄制人员没事就撕孩子苦痛和伤疤的事情每期都在发生……很难让人相信,能以这样歧视性语言(穷娃阔少)进行宣传的团队,真的不会拿孩子当道具来消费,真的懂得如何保护孩子的心灵成长不受伤害?”

部分少年在节目组的引导下,潜意识中的表演意图被激发,他们呈现在节目中的往往不是客观的、真实的反映,而是配合剧本进行的演出。

在这里,城市孩子被造星,农村孩子被消费。越来越多报名者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一炮而红,节目组也有意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不断制造话题,将一场本可以发人深省的社会议题讨论,降维成一个生搬硬造的娱乐节目。

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尼尔波兹曼写道,“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除了穷富孩子互换的故事,节目还曾尝试探讨一些的话题:让高三师生母女互换身份,解开彼此心结;让曾经的“铁腕市长”和“打假局长”去洪灾山村做小组长,领导村民灾后自救;更在国际禁毒日做过一期特别策划,让两个有过吸毒史、现正努力生活的中年男子去体验对方的人生。

当然在这种模式中,仍然有许多可以被深入讨论的问题:贫富差距、家庭教育的缺位、留守儿童的身心考验……

节目组一厢情愿地认为农村孩子都渴望了解城市的生活,只要带他们体验一番美食、服饰和玩具等消费文化,就能激发他们的斗志。却不曾想那些孩子们在做梦一般的短暂幸福后,将要面对多么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于孩子们最大的贫穷问题,他们也巧妙回避。

城市孩子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都是因为没有过过苦日子”。家长们期待孩子们被送到农村改造一番后,就能迅速痛改前非。这种教育权力的让渡,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自我责任的逃避与偷懒。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不然像豫章书院、网瘾学校这类以“惩戒式教育”而闻名的地方又怎么会受到家长的欢迎?

颇为凑巧的是,第一季《变形计》也曾触碰过这个话题,那时候节目组大概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他们就会成为这个话题下的反面示例。

所谓的行走学校,专门招收“问题少年”,这些问题包括:网瘾、逃学、暴力等。而学校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之一,就是长途行军,每次行军时间至少二十天,行程超过400公里——行走的目的,是为了改造。

在节目的最后一集,其中一位美国人表达了对孩子们的同情,“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学校,他们需要的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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