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留苏人员对中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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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20年代,受十月的影响,加之国共合作的直接推动,中国党开始派遣人员赴苏联留学。在留学院校相关课程的学习和经历直接影响着留苏学员归国后的实践。其中虽然有部分学员深受苏联式道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但更多人坚持奋战在一线,坚持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胜利作出了关键贡献。

20世纪初期,十月的胜利为当时正在探寻拯救民族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希望,加之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伸出的橄榄枝,使国内一批知识分子迫切向往去苏联实地考察。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党的成立与国共合作直接推动了这一想法的实现,派人相继留学苏俄,这批人员即为本文所研究的“留苏人员”。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攻陷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前,在经济上同中国一样,是落后的、保留有大量封建残余的农业国家;上,外部有几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内部武装斗争频繁,社会矛盾尤其突出。在此形势下,成功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无疑让中国国内苦苦追求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先进知识分子重燃拯救民族危亡的新希望。放眼当时的世界,曾经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向往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陷入战乱,资本主义的贪婪与残酷让他们开始质疑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学习并相继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随着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组织不断壮大,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向往到苏俄实地考察马克思主义,深入学习苏俄经验。

1919年,巴黎和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使国人对所谓西式大失所望。同年7月25日,苏俄派遣加拉罕访华,并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一切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在华特权,主动向北京政府抛出橄榄枝。此宣言在中国各界引发强烈反响,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此举极大彰显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掀起了一股学习苏俄社会制度、发展历程的热潮。1924年,苏俄广泛被西方国家承认,北京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与苏俄建交的重要性,几经周折,最终签署《中苏协定》。由于当时的中国同时存在几大政权,因此苏俄在积极争取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也积极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取得联系,并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与其政权确立合作关系。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也为20世纪20年代留苏热潮的开启创造了条件。

相对于其他留学生而言,20世纪20年代留苏的人员带有更多的意义与色彩,是在当时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在苏接受的教育,极大影响了他们归国后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对20世纪20年代留苏人员的留学院校及学习课程进行详细分析是必要的。据统计,由派遣的近1200名留苏人员中,约95%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本文着重介绍这两所主要院校。

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由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在1921年5月创办,学校名誉校长为斯大林。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的学员共有三批。第一批学员是由上海主义小组派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其中包括、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近30人。据肖劲光回忆:“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理论和俄文。记得理论课学习《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还有西方史、十月、中国史以及工会运动的小册子。”[1]他们在此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第二批学员中既有国内派遣的,也有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中转过去的,主要是留欧学生。由于当时西欧形势恶化,尤其是法国政府对中国学生进行扣押和驱逐,陈独秀通过留法学生萧三了解到这一情况,在争取到国际的支持后,立即通知留欧学生开始向莫斯科转移。从1922年初至1924年秋,旅欧支部向莫斯科东方大学输送了共3批近80名留欧学生,其中包括赵世炎、聂荣臻等人。由于国共合作顺利,形势发展迅速,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国内党组织也于1923年至1924年多次向莫斯科东方大学选派了叶挺等20余名党团员。至此,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二批留苏人员已达100余人。前两批留苏人员文化水平相差无几,因此第二批学员所学内容与第一批大体相同。

第三批学员以国共合作背景下由国共两党共同派出的中员为主。由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在建立之初便明确提出,这是一所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以及苏俄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养政工干部的高等院校,因此虽然这一时期国共两党都往苏联派出了大批留苏人员,且大部分集中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但仍有部分留苏人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此外,由旅欧支部派遣的朱德、熊正心等人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第三批留苏学员中,工人占据了很重,学员间的文化水平相差较大,为了便于教学与管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开设了工人班与普通班两种班,分别安排不同课程。截至1927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共有4个普通班、3个工人班,就学习内容来看,工人班以常识、经济地理、西方史、东方史等较为浅显的基础课程为主;普通班以知识分子学员为主,课程与前两批学员的学习内容相似,如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俄语、马列名著等。

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7年反后改称为“中国劳动者主义大学”),是1925年10月为纪念已故的孙中山而创办,目的是培养国民干部,第一任校长为拉狄克。

莫斯科中山大学从创立到停办一共走过5个年头,1925年至1927年,中山大学的学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中央要人的子弟,黄埔军校和湘、滇军校的学生等,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也有少数党员,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左权;一部分是通过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选送的,如邓希贤()、傅钟等。前两部分学员是公开成行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大多数是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秘密成行的,如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等。截至1927年,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员约占一半,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但党员大多加入,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在学校中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史、运动史、列宁主义、俄文等。

1927年后的留苏人员主要是参加国内斗争、战斗在国内第一线的党团员。据杨尚昆回忆:“当大失败时,中国党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下,苏联办的这些学校,帮助我们党保存了一大批在国内难以立足的干部,并且帮助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这是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2]由于国内局势严峻,党组织开始将国内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向苏联转移,以此保护党组织的火种,另一方面也是赴苏总结大失败的经验。这部分留苏人员文化水平差异较大,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工人、中小学水平的工人、国内大学生乃至出国留学生都有,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中山大学将学员分为预备班、初级普通班、高级普通班。其中预备班学员主要为工人,学习中文、历史、地理、算术、常识、自然科学常识、军事课等,还有少量俄文课。初级普通班学习内容主要为俄文、社会发展史、列宁著作和军事基本知识;高级普通班所学内容则和1927年以前所学内容大致相同。

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人员在留学期间,积极学习经验和理论思想,回国后投身一线,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归国初期,王明主持中央工作,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盛行,使得一度陷入低潮;但通过具体的实践,这批留苏学子开始逐渐摆脱苏联式道路的影响,其中大部分进一步成长为中国党的骨干力量,为中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必不可少的三大基础。

一批留苏人员虽然在归国前期受教条主义僵化思想影响,使中国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但他们为在中央取得实际领导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初步确立,起源于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而“王稼祥是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倡议者。早在湘江战役后,他就提出必须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主张,并在高层中做了酝酿”[3]。张闻天作为当时的局,在与、王稼祥商量后,在会上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直接对博古的发言进行否定,给博古等人当头一棒,聂荣臻、、陈云等人也先后发言。通过此次会议,被选为中央,从此确立了其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也在1945年七大上直接肯定了王稼祥、张闻天等留苏人员在这场会议中的重要作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会议召开前夕,任弼时代表中央赴苏具体汇报中国抗战和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使得苏联和国际深入了解了中国的具体实际。王稼祥也向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后在红军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为国际对领导地位的认可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召开时,王稼祥转达国际的指示:“全党应该支持为中国党的,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就不要争了。”[4]这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等一批留苏人员对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中国党在幼年时期的理论研究氛围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留苏人员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方面所作贡献就显得尤为可贵。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人员归国后,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撰写发表文章、办报发刊以及开班讲学等四种形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在苏期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建立了50人的翻译班,培训一线教学翻译,专门负责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苏联教员的讲义译成中文,如《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的,这些译作除了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马列理论课教材之用,译本也被归国学生带回中国,并陆续将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出版[5]。其次,部分留苏人员归国后,在完成组织交付的各种任务之余,仍坚持翻译马列著作,如王一飞在1926年“节译了苏联卜克洛夫斯基《略史》一书的序言,署名王伊维,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的标题发表于《新青年》杂志1926年第4号”[6]。留苏学员的译著大多是国内的首版,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大时期的归国留苏人员为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留苏群体对的贡献。当时各地工人运动正蓬勃开展,首批留苏人员的回归正好弥补了党内干部不足的问题,他们迅速投入第一线名留苏学子担任中央委员,如王一飞、罗亦农等。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教育背景来看,共有118位有留学经历,其中80位是留学苏联的[7],由此也可看出留苏群体对中国的巨大贡献。真正的总是残酷的,为了的胜利,部分留苏人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王一飞是第一批留苏学员,1925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区委兼宣传部主任、中央委员、秘书长及湖南省委等重要职务,并参与了北伐运动,组织了多次工人,1928年1月不幸被特务盯梢跟踪,最终被捕,1月18日牺牲于湖南长沙教育会坪。著名的还有赵一曼、谢文锦、任作民、何叔衡等人。留苏人员在归国后坚持利用自身所学,积极投入中,用自己的鲜血和忠诚为中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

[5]张泽宇.留学与——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7]孔凡岭.大失败后的留苏教育及其特点[J].中史研究,2006(03):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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